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，毛泽东希望领导干部要做到：安排工作计划时留有余地，给下面点积极性。
毛泽东是公认的出主意的高手，早在江西苏区时期，红军里就广为流传：“毛委员有主意。”可以说，正是由于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善于出主意，能出好主意，才使他在众多的革命家中脱颖而出，成为党的领袖。
怎样才能有主意
“主意”是属于思想层面的东西，而思想不是天生的，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。毛泽东认为，它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：读书治学。延安时期，毛泽东曾形象地比喻：“有了学问，好比站在山上，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；没有学问，如在暗沟里走路，摸索不着，那会苦煞人。”他为中国革命出的许多好主意在某种程度上都与读书有关系。据跟随他的人回忆，毛泽东上井冈山时，戎马倥偬，口袋里仍然装了两本书，其中一本就是《水浒传》。正是因为创造性地继承了中国农民战争的传统，他才产生了“工农武装割据”这个主意。他还曾忠告党校的学员：“一面做工作，晚上看两页书，是可以的，也是必要的。”可以说，毛泽东不单是一个领导者，还是一个高级学者。这与他酷爱读书是分不开的。
世事磨炼。主意还来自实践，“实践出真知”，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和动力。荀子说：“不登高山，不知天之高也；不临深溪，不知地之厚也。”毛泽东发展了古人的思想，强调人们经过世事磨炼才容易产生主意。青年时期他就有意识地通过实践提升自己，1917年，他和一个同学身无分文，竟在湖南乡下游学一个多月。所谓游学，实际上近似沿村乞讨，此间主要靠帮人写点东西、出点主意之类解决生活问题。但是，这样可以非常深入地了解下层社会。要产生好主意，就必须到社会的熔炉里去陶冶。总结经验是出主意的重要基础。“解放军打仗，一个战役以后，总来一次总结，克服缺点，发扬优点，继续乘胜前进。”这确是毛泽东的经验之谈。他许多高明的决策，就是这样来的。
怎样出好主意
主意有好坏之分，什么样的主意是好主意呢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，从毛泽东的实践和论述来看，好主意主要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：
高瞻远瞩。抗战时期，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在延安考察，多次向各方面的人询问这样一个问题：毛泽东为什么能够战胜他的许多对手，成为众所公认的领袖？结果，他得到的答案几乎一致：毛泽东“高瞻远瞩”。就是站得高、看得远，能够把握事物发展的方向。毛泽东本人也说过，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，但必须看清前途和方向。正像海伦·斯诺讲的：“他顺应历史，又走在历史的前头。”比如，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向战士说：“总有一天，我们这块小石头，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。”稍后，他又提出了那个激动人心的论断：“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。”1949年后，在具体工作中，毛泽东特别提醒领导干部，要善于识别风向。树叶一动，就知道风往哪里吹。特别是要善于识别社会的风向，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。当问题一有苗头，就能发现它，掌握它。
敢于出奇。毛泽东年轻时常对人说，丈夫要为天下奇。朋友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就叫“毛奇”。俗话说，出奇制胜。毛泽东一生中出了很多“奇主意”，创造了很多奇迹，比如，四渡赤水。当时，敌我力量相差悬殊，红军处于十分不利的局面。但是，毛泽东率领军队在赤水两岸间来回奔走了四次，可谓军事史上的奇迹。再如，1947年，面对国民党的强大攻势，命令刘邓大军挺进中原；1948年，强令林彪占领锦州，在东北造成关门打狗之势；1971年，利用乒乓外交打开中美交往的大门，等等。出奇，就是想别人所未想，超越常规，于劣势中取胜，于困境中开出一片新天地。
留有余地。出主意，要留有余地，多想几种可能性。俗话说，要有后手。不管什么事，即使能做得到，也要谨慎些。这是毛泽东出主意作决策的一个原则。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，他希望领导干部都要做到：安排工作计划时留有余地，给下面点积极性。不给下面留有余地，就是不给自己留有余地。留余地上下都有好处。过去集中兵力打击敌人，还要有个预备队，必要时把预备队拉出去。现在搞生产也得记住这一点。如果生产计划、经济计划，满打满算，不留一点余地，很容易造成虚假现象。留有余地是政治问题，也是工作方法问题。意思是说，好的主意，都有可以变通的空间，从而能让领导者进退自如，可伸可缩。
设想最坏。领导者出主意时，不能只考虑有利的、好的方面，还要考虑到不利的、坏的方面。诸葛亮说过：“欲思其利，必虑其害；欲思其成，必虑其败。”毛泽东出主意，就是一方面争取最优，一方面又总是想到最坏的可能性。党的七大以“胜利的大会”载入史册。当时，形势一片大好，毛泽东却出人意料地大讲“要准备困难”，什么困难呢？他一口气讲了十七条，诸如挨外国人骂、国内大骂、失去几大块根据地、爆发内战、外国干涉、天灾流行、赤地千里等。他解释说：“如果我们不准备不设想到这样的困难，那困难一来就不能对付，而有了这种准备就好办事。”这十七条困难，后来有的是果然遭遇了，有的是部分地出现了。然而，因为早有估计，毛泽东和党始终处于主动地位。1949年后，他仍然强调，“我们得了天下，还是要从最坏的可能来设想”，要“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”。有了这种设想，就可以从容应对一切，做到心中有底、遇变不惊。
（摘编自《秘书工作》2016年第2期 张太原/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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